文学社会作用的两个重要维度

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社会主义道德理想建设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指标。建构具有当代特色、符合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道德理想，文学艺术责无旁贷。因此，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探索过程中，教育与审美的相互包容性关系仍然是应该重视的问题。

但是，长期以来，对于文学如何表现道德生活、实现其多方面的社会作用的问题，人们在不同的文艺观念的指导下，常常有各种模糊的、片面的认识，这主要体现于在“教育”与“审美”的两极摇摆上———人们或者过多地强调了“教育”这一极，或者更多地强调了“审美”这一极。这两种看法，实际上都是将教育与审美看成是互不兼容的二元对立因素，是违反辩证法的“非此即彼”思维模式的必然发展结果。

我国传统文论从“文以载道”、“文以明道”的观念出发，较早地形成了重视文学教化作用的传统，大体上是向“教育”这一极倾斜。这种传统直接影响了我国近现代的文学创作和理论。清末民初梁启超提出“小说界革命”，从根本上是出于“改良群众”、“新民”的目的，强调小说对于“国民性”的改造。文学研究会的“为人生”的文艺观，也是希望通过创造“人的文学”，进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启蒙，反抗封建道德、封建礼法、封建秩序，以获得“人的解放”。建国后，不少以说教为主、图解政治与政策的作品的出现，不能说与这种传统没有关系。在这样的作品中，文学完全成了政治、道德的附庸，失去了其应有的独立的审美品格，最终导致其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向缺失。

与片面强调文学艺术的教化作用的文艺观念相反，在东西方近现代文论中，也存在着另一种走向极端的理论。自康德提出“审美无关利害”、“美在形式”的观念以来，西方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强大的形式主义理论潮流，从唯美主义一直到俄国形式主义、英美新批评、结构主义、后结构主义，在理论上或者片面强调文艺的独立的审美特质，或者片面强调形式的本体地位，都疏离乃至割裂了文学艺术同现实人生、社会生活的巨大联系，只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愉悦、心理补偿等价值，对文学艺术对于现实人生的巨大影响视而不见，从根本上不承认文学艺术的道德教化作用。这种文艺思想对我国近二十年的文学艺术创作影响很大。一些作家出于对过去为政治服务、片面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的文艺观念的反感，矫枉过正，完全放逐对于社会人生的关怀而向文学审美本质一极无限倾斜，放弃美与丑、善与恶的价值判断，“躲避崇高”，走向平面化，现世主义、消费意识、享乐意识成了文学艺术的唯一价值准则，缺少对人的现实生存的忧患和对人的现实解放的关注，缺少对人性的道德层面的深刻开掘。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，“个人化”的写作风靡一时。“个人化”写作不同于现实主义，也不同于“五四”以来“个性主义”、“个性解放”的诉求。因为“五四”以来的个性主义并没有割裂个性解放与社会的联系，而是将个人的解放同民族的解放、社会的变革结合在一起，体现了对现实人生的密切关注。而“个人化”写作完全打破了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，将一己的道德凌驾于公众道德之上，又臣服于物质世界的压迫之下，沉溺于享乐主义的感官刺激。这种个人化写作“必然是以牺牲平民本位立场和批判精神为代价的文本叙述，它是以个人道德的无限扩张来消解公众道德的普泛性原则”（丁帆：《批判精神和道德立场的确认》）。因此，它虽然宣称“远离道德”，但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更狭隘的道德来抵制普遍的真善美的一般法则。从正面的意义看，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品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参与到对“文革”及其以前的文化高度政治化、公式化的反叛的行列，成为满足人们精神饥渴、获得某种精神慰藉的实现方式之一；从负面意义看，它的出现表明某些作家艺术家放弃了社会赋予的神圣职责，放弃了对社会人生的全方位的真善美的观照与省察，意味着对美与真善的机械割裂，最终违背了文学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。正如朱光潜《文艺心理学》中批评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观点时所说：“十九世纪后半期文人所提倡的‘为文艺而文艺’，在理论上更多缺点。喊这个口号的人们不但要把艺术活动和其他活动完全分开，还要把艺术家和社会人生绝缘，独辟一个阶级，自封在象牙之塔里，礼赞他们唯一尊神———美。这种人和狭隘的清教徒恰走两端，但是都要摧残一部分人性去发展另一部分人性。着重畸形的性格发展决不能产生真正伟大的艺术，因为从历史看，伟大的艺术都是整个人生和社会的返照，来源丰富，所以意蕴深广，能引起多数人发生共鸣。”